喬新生
  上世紀90年代,中國改革進入政府主導階段,改革的各項舉措主要依靠政府推進——政府通過擴大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通過補貼擴大出口,通過增加社會集團購買力刺激國內需求。政府不僅是改革的決策者,也是改革的執行者。
  由於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在制定改革路線方針政策的時候不得不考慮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的感受。按照一些經濟學家的說法,政府通常採用“贖買政策”來解決改革中存在的問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府在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通過下崗分流減輕國企負擔,然後實施“管理層收購”政策,讓管理者從改革中直接獲取收益。這是中國特定歷史階段採取的改革策略,它一方面激發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包括國企負責人改革的積極性,產生改革的示範效應;另一方面也在客觀上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加快了改革的步伐。
  然而,“贖買政策”的弊端很快顯現。由於這樣的改革缺乏公平,不僅造成整個社會貧富差距迅速擴大,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於改革者本身就是改革的受益者,一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國企負責人為了在改革中獲得更大收益,充分利用規則的制定權和解釋權,在改革過程中將國有資產據為己有,從而使整個社會的矛盾迅速激化。
  針對這種情況,政府頒佈了一系列的方針政策,國家立法機關也出台了相應的法律規範,但在現實生活中已出現非常嚴重的路徑依賴,政府主導改革的邊際效用越來越小,由此產生的社會矛盾越來越多。正因為如此,有必要重新審視改革路徑和改革策略。
  改變傳統的“贖買政策”,實際上就是要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讓公眾有機會分享改革成果。改變傳統的“贖買政策”,實際上就是要加快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步伐,改變傳統的行政主導改革模式。現在政府已經出台“負面清單”,明確了權力的邊界,正在推行“權力清單”制度,進一步明確政府權力的邊界。所有這些都是為擺脫傳統的改革路徑進行法律上的鋪墊。
  不過,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制度的改變相對容易,而觀念的改變卻相對艱難。在一些官員的內心深處,早已種下既得利益者的基因種子。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國的公車改革,雖然中央政府尚未出台全國性的公車改革方案,但各地已開始醞釀提高公車補貼福利政策。當務之急,是要逐步形成全國人大及常委會制定法律、政府機關執行法律、全國政協和社會各界監督政府改革的良好局面。▲(作者是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廉政研究院院長)
(編輯:SN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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